被排除的“我”如何生活？——性別麻煩第一講

紀錄：子榆

上世紀80年代，第二波女性主義浪潮走向沒落，當時美國主流的女性主義開始受到質疑——性別平等真的能夠在破除父權社會時實現嗎？又或者女性主義只是在建構另一個“母權”？女性主體的行動力和權利在擴張的過程中遇到了自己最大的問題。

Judith Butler正是在這個時候站出來，試圖去直面女性主義主體性問題。甚至，她做得更多，她想討論的，還包括那些被激進女性主義排除在外的個體如何生活的問題。一個很明顯的事實是，不同的地區、不同的文化以及不同階級下不同的女性在面對的議題是不同的，她們有不同的需要和不同的應對方法，不能一概而論。

Judith Butler是出生於美國的猶太人，如此身分，引導她對猶太倫理的研究，也為她後來對文化翻譯的興趣奠定了基礎。文化翻譯在此是指不同社群間的交流，不局限於語言的翻譯。不是德文翻譯到中文，而是同性戀社群文化翻譯到異性戀社群。身為同性戀的她，在經歷了叔叔因生理偏差被排除在機構之中以及表親因同性戀被家族排除等一系列事件後，深感生活之於被排除之人十分困難。換句話，也感受到了結構對於人的壓迫之深，以至於叔叔或是表親的權利和行動力都受到了極大的限制。

於是，在遇到傅柯時，恍然大悟，生命政治即為自己的議題。說話使行動者把人放在特定的位置，並指涉特定的含義。這種結構性，是可以被思考和被辨認出來的，同時也是可以被解構的。前提是，必須明白語言的結構和作用方法，才有可能去反抗。而文化翻譯，就是反抗的一種。

在《性別麻煩》開篇第三段的一段話，正體現出觀點和主張——“And the feminist subject turns out to be discursively constituted by the very political system that is supposed to facilitate its emancipation. This become political problematic if that system can be shown to produce gendered subjects who are presumed to be masculine.”在女性主義浪潮的主張中創造了女性主體，這原本是女性主義者試圖去攻擊和結構父權社會已達到促進解放的目的。然而，這個做主張的政治性系統，也就是女性主義者促進解放的核心，卻很容易陷入父權式的再生產性別主體。這對應了80年代末期，黑人女性對於女性主義的質疑——你們在說的女性，僅僅是白人中產階級女性，而不是我們。代表性和關心點浮上檯面討論，這種關於主體的生命政治取向引領了接下來數十年的第三波女性主義浪潮，也就是後結構女性主義。

但這種解構觀點是否會引向某種道德倫理上的相對主義甚至走向虛無主義，講者的觀點是否定的。“解構規範不代表不要規範，而是去創造新的規範。不是要包含所有的東西和主體，而是讓被排除的人也能夠好好生活。”

那麼，如何創造新的規範呢？新的規範是否能夠讓被排除的人好好生活呢？讓我們帶著問題，期待老師下一次登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