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沐晴

《反民主》一書，望文生義來看，其書名非常聳動。第一堂課中，此次海光書讀的講者、亦即本書譯者劉維人與大家澄清，《反民主》的核心論點並非反對民主制度，而是從工具論的視角反思民主制度中的問題。本書作者Jason Brennan目前任教于美國喬治城大學的商學院與哲學系，其立場為政治上的菁英主義者。本書在美國出版時間是2016年，早於英國脫歐以及川普當選，因此而聲名大噪。

《反民主》一書提出的核心論證在於，政治制度只有工具價值，其目的在於做出正確決策。根據實證研究，獲得資訊越多的人，在政策上會持相同的特定立場。也就是說，作者認為不論對正義的理解為何，政治選擇上有唯一正確答案，且做出這些正確的決策需要一定的知識。在民主社會的普選制度下，缺乏知識的人與知識菁英有等值的選票，所以政治決策中可能出現不正確、不正義的投票結果。因此，為了做出正確的決策，應當讓有知識的人擁有更多政治權力。值得釐清的是，布倫南區分了政治自由與公民自由，普選權不屬於基本的公民權利。前者包含了投票與競選的權利，後者則指言論自由、集會結社。布倫南所質疑的是政治自由，但并不反對公民自由。

在第一章〈哈比人與政治流氓〉中，布倫南提出了民主社會中公民的三種面貌：其一為哈比人，是追求小確幸、對政治冷感且無知、通常沒有觀點的人；其二為政治流氓，擁有強烈的政治立場，在政治參與中非常地主觀、偏見；其三為瓦肯人，對待政治有科學、理性的思維，善於反思，不會輕易斷言。但是以上劃分與政治觀念的極端程度無關。作者認為，大部分人都是哈比人或者政治流氓。民眾不會在政治參與中學會民主，且多數人不會因此而得到好處，反而會變得彼此厭惡、對立（但此處似乎並沒有做出明確的推論）。布倫南認為政治制度只有工具論的價值、沒有過程論的價值。就像錘子，判斷其價值的唯一標準就是能否用來釘好釘子。知識菁英制或許比民主制能產生更好的結果（但並非強宣稱）。

在第二章<國家主義者的無知、不理性、資訊錯誤>中，布倫南提出，投票選民的無知程度令人吃驚。根據對選民進行的政治常識選擇題測驗，政治學家發現統計結果的中間值很低、變異數很高，許多選民的正解率甚至比隨機猜答案還要低。之所以民眾的政治知識如此之少，是因為獲取資訊需要成本，若獲取資訊的預期成本超過了投票的預期收益，選民通常傾向於不花時間、精力在這件事情上。布倫南接著提出了一個非常奇怪的觀點——單一選票只有百萬分之一的可能性改變選舉結果，所以民眾即便花時間獲取資訊，也難以影響實際選舉。很多實證研究發現，資訊的充足會導致特定的政治偏好。所以作者認為，這些沒有政治常識的選民會導致錯誤的政策選擇。

選民不僅無知，而且不理性。相較於完全理性、一開始不會有任何政治觀點的瓦肯人，大部分人都有認知偏誤的問題。讓我們不理性的原因有這些：動機性推理，即人們會選擇自己喜歡，讓自己正面情緒最多的解釋。同樣是看到政客言行不一的資訊後，受試者在接受自己支持的黨派的政客進行脫罪陳述時快樂中樞就會活化，而拒絕對立黨派的脫罪陳述時也是如此。

認知偏誤則有好幾種。確認偏誤與駁斥偏誤，指的是我們會選擇性地聽取別人的意見，接受支持我們觀點的，拒絕批判我們觀點的，比如大部分民眾只閱讀支持己方意見的新聞媒體。可得性偏誤，即我們會容易相信自己身邊發生的事件是常見的，而難以估計真實的發生機率。情緒感染與先前態度效應，說的是心理學家指出強烈情緒會影響人的思考能力。框架效應，即人們對資訊的態度很容易受到其呈現方式的影響，即便是同一事實，經由不同的敘述方式，人們的選擇也會因此被誘導。同儕壓力與權威效應，我們會相信其他人的說法是合理的，也容易受到主流意見的影響。

這些不理性是合理的。作者覺得，雖然我們可以通過努力練習來克服認知偏誤，但這不符合工具理性的判準，因為成本太高所以不值得去做。理性且自私的人根本不會去投票。

    總之，布倫南認為每個公民因為在投票過程中影響力微乎其微，所以也缺乏動機與責任感。但這種說法完全地忽略了社會學的想象，把群體拆分為個體，忽略了人與人之間的交互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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