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輔仁大學社會系 林羽涵

當疫病降臨，人的行動總在退讓，日常生活做了妥協，社交圈子一次次縮小。病毒或許侵佔了那些實體的空間，但在另一個無形的空間之中，人類還擁有另一片天地，我們在積極抗爭那些被剝奪的生活。在無法相聚的時光中，海光書讀也遷至線上，在一週的調息後，再由鄭老師帶領進入本書最為精彩也最廣為人知的部分——「思想自由與言論自由」。

       在上一章的部分我們已經了解到密爾最為擔心的是「多數的暴力」，多數的輿論可以輕而易舉壓制少數的意見，當然反過來說，少數人壓制多數人，密爾也同樣反對。密爾主張絕對的言論自由。其下有三個重要的論證，這次將介紹第一部分。

       在第一部分的論證中，密爾假設「被壓制的意見可能為真」。那作為壓制者，即武斷地認為被壓制的意見為假，這其中，壓制者假定了自己絕不會出錯（infallible）。密爾覺得這種（壓制者不會出錯的）假設並不合理，因為沒有人能夠確定（absolute）自己不會出錯，特別是在道德問題的判斷之上。基於壓制者可能出錯的前提，他們就無權決定別人的意見。

       同時密爾又構想出對於他論證的反駁：在凡人都會犯錯的情況之下，多數人代表的政府還是依據自己的判斷和職責行事，諸如徵稅或者發動戰爭，但往往產生不恰當徵稅或發動不正義戰爭這類錯誤決策，難道就因此不徵稅或者發動戰爭了麼？因而依照密爾上述邏輯推得的「只要我們在做某件事時，可能出錯，就絕不能做的主張」論證並不成立。然密爾回應，一個言論在廣受挑戰並且未被駁斥的情況下，可以暫且認定為真，這個論證不同於「因為壓制，亦即不允許反駁，而假定為真。」

       從這個反駁之中我們也可以窺得密爾的真理/知識觀：一個意見之所以被稱為真理/知識，其前提是廣受挑戰且未被駁倒；倘若事後被駁倒，則撤銷真理/知識的地位。繼而得出，絕對的言論自由或能表達自己是真理/知識的先決條件。20世紀的Karl Popper否證論（falsificationism）認為任何的科學理論也是暫時假定，要隨時接受經驗的否證或檢驗。因而真理也是暫時的。越是能經歷經驗的檢驗，就越是好的科學。這與密爾的真理觀相接近。對於人類這種經常犯錯的生物，只能夠獲得一個暫時的真理。

      密爾主張，「壓制某意見」與「壓制者承認自己可能出錯」這兩件事不能相容，因為壓制者不能一方面承認自己出錯，同時還壓制著這個意見。而「壓制意見」與「徵稅或發動戰爭」不可相提並論，「承認可能出錯」與「徵稅」是可兼容的狀態。

       反對者言，政府未必需要確認一個意見為真，只需要確定一個意見對社會有益就好。政府為了社會總體好，因而只需要支持這個意見就好，從而可以壓制別人的意見。密爾回應說，若重點在於政府確定一個意見對社會有用，那壓制者就假定了自己絕不會出錯（infallinility）（不然怎知對社會有用？），並以歷史上的實例諸如蘇格拉底被判刑等佐證「犯錯」。

       Samuel Johnson反對說，真金不怕火。煉無論如何，真理在飽受迫害後終會勝出。換言之，迫害只會對錯誤的意見有用。所以，即使壓制真理，真理最後仍會勝出。密爾也給出了回應：壓制的效果對於真理和錯誤的意見而言都一樣，所以不存在真理一定會勝出的結論。人們對真理和對錯誤的意見並不持有熱情，亦即人們根本不在意一個意見是真理還是錯誤，政府壓制無論是真理還是錯誤的意見，最後都會成功使得散佈這些意見以失敗告終。

       一辯一駁，一攻一守，在這樣的對弈之中，論證過程精彩絕倫，也更能從中總結密爾的主張。在今日讀書會的尾聲也談論到社會污名化對於自由的影響。密爾以宗教為例，講述當時英國宗教及道德不寬容的現象。當以不虔誠、不道德為由而污名化某意見，就達成了對它的限制。反觀現代社會，這種帶有道德指控性的污名化也十分奏效，甚至都不需要倚仗法律處罰。密爾是在提醒我們注意這個在19世紀的歐洲就出現的特殊現象。污名化作為一種沈默（silence）有效的手段，藉由不容置疑的「常規」（convention）來實現壓制。我們將異己的言行視為非常規，企圖讓所有行為合乎常規，而這種合乎常規性，在現代社會也成為對自由的一種限制，值得人們去反思其對於自由究竟帶來怎樣的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