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輔仁大學社會系 林羽涵

《論自由》書讀也在疫情捲襲中走進了尾聲，延續著線上的模式，鄭老師為我們提煉出本書最精彩的觀點。

      在書的第三章，密爾圍繞著個性展開他的敘述，以此說明個性於人的重要性。當人云亦云成為民主時代的普遍現象，特立獨行難得可貴，平庸則是大多數人的特徵。而那些沒有經過縝密考慮的、由大多數人意見選出來的政府，只有通過有能力之人的鼎力相助才能成為有能力的政府，想要達成此一效果，就必須給那些有能力的個人發表的自由。依據密爾的主張，在由涉己行為所構成的自由領域中，每個人都發揮自己的個性，不僅可增進個人的幸福，而且對個人、社會的進步也有益。所以對於涉己行為，我們享有絕對的自由。「自由」這一論點貫穿了密爾的全文。在此之前我們已經介紹過密爾所謂「絕對的言論自由」，但當言論會傷害別人時，還能否擁有絕對性？

       Jonathan Riley這一哲學家也對密爾的觀點進行解讀，他從效益原則推到絕對的言論自由。他認為基於權宜之計（expedience），勸服（Persuasion）相比強制（coercion）總是要優先考量的（強制會付出更大的代價）。涉己行為（self-regarding actions）因為只會影響自己，不會影響他人而享有絕對的言論自由，而涉他行為（other- regarding actions）在權宜之計（「勸服優先」原則）的考量下也同樣擁有絕對的言論自由。

      本書的第四章從涉他行為與涉己行為做了延伸的討論。密爾認為傷害作為一個專有名詞，不可用日常經驗來理解，同樣地，涉他行為與涉己行為也應該有明確的定義。因為社會成員生活在一起，其行為就要有其界限，也就是個人有該盡的義務。首先每個人都不應該傷害他人的某些利益（interests），且他人對這些利益可以主張權利（rights），如果造成這種傷害，應當採取法律的處罰（legal punishment）；其次每個人都應該為防止他人遭到傷害而有所犧牲或提供勞務，就像出征的士兵；最後則是哪怕不至於侵害到他人權利，每個人也都不應傷害他人，對於這種傷害，會受到社會輿論譴責（social stigma）。在他看來，涉他行為只有在他人不自由、不自願或受騙的情況下、權利或利益受到侵害或損害，或是被影響的利益對社會有利，或是傷害程度強以至於不得不受用法律的處罰時才需要動用強制（coercion）來對付。相較之下，一個行為沒有影響他人利益，只影響當事人自己的利益，或在他人願意的情況下，亦即涉己行為則不用強制（coercion）的手段。而傷害他人程度不深的涉他行為，也只需要受到社會輿論譴責。

      涉他行為（other- regarding actions）因為和他人有關，會影響他人，所以政府可以採用強制（coercion）的手段來限制，其中又分為法律的處罰（legal punishment）與社會輿論的譴責（social stigma）。前者適用於涉他行為嚴重傷害他人時，此時「勸服優先考量」原則已經無法適用；後者則適用傷害較不嚴重的情況下，依照「勸服優先考量」原則，此處的涉他行為可以視為涉己行為。但密爾的問題在於，同樣身為涉他行為可用強制加以限制的兩種言論，為什麼後者可以用「勸服優先考量」原則，予以絕對的言論自由呢？

      五週的短暫時光，無法詳細閱讀書中的每一句經典，在鄭老師的導讀之下，我們還是徐徐走進密爾的思緒中，去思考何謂自由。在時代的洪流之下，所有人都是歷史的親歷者，看著滿天散佈的資訊、踐行著自我隔離的準則，密爾那些關於多數暴力的擔憂、自由的討論，那些陳舊的命題如藤蔓般乃至今日也在現代社會纏繞、蔓延。「有自由的言論才有健全的輿論，有健全的輿論才有健全的政治，有健全的政治才能平服當前的大亂。」回想起殷先生所言，總覺得是對上了！

      故居的花又開了，等著回歸日常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