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海光著
盧蒼 譯

編按:《剖析國民黨》為殷海光先生在生前最後的時光中完成的一篇最有系統的論文,以英文寫成,原題為“The Anatomy of an Appendage”。本論文 於1969年 4月完成,五個月後殷先生即因胃癌復發離世。全文包含62條註釋全文約有三萬字,收錄在 2011年出版的《政治與社會(下)》中的為盧蒼先生節其精要的摘譯文,約兩萬字。本節選為節錄盧蒼先生譯文的其中幾段,約四千字,供大家參考閱讀。

蔣氏變成台灣神

稍具常識的人都知道,蔣介石是七拚八湊而成的將軍。當他由大陸溜走時,聲望跌到最低點。可是,在今天的台灣,他已被神話為幾乎是全知全能的上帝。毛澤東在大陸無疑是獨裁者,但誰都可以直接叫他名字。在台灣,雖然蔣介石只是一敗塗地的將軍,但沒有人敢在公開場合直呼其名。他有什麼了不起!

姑勿論是否了不起,總之如果國民黨不把蔣介石當作偶像,台灣現政權便沒有今天。問題是,敗軍之將怎樣搖身一變而成「偉大的舵手」呢?這個問題探索起來十分複雜。

原因之一早已由馬克斯.霍克海默爾(Max Horkheimer)和塞默爾.弗勞爾曼(Samuel H. Flowerman)指出:

宣傳是俗世的個體心理的中介人,他把既存的偏見和風尚混進公開的黨義裡,最後混進公開的行動裡。

除了對付毛澤東及其他部分手下,蔣介石的手腕在中國軍政界幾乎無往不利。在一九二六至三七年間,他是萬眾矚目的宣傳家和無懈可擊的政客。逃到台灣以後,他用盡種種狡猾和無情的手段清除一切實質的政治反對派,並使所有潛伏的異端無法施展拳腳。今天,他在台灣自己創造的政治環境裡可以為所欲為,可以發表自己的喜歡的演說,不必懼怕檢查或批評。在這樣的政治環境裡,他得以輕易運用大陸人對中共的恐懼和重返家園的憧憬。這是蔣介石能夠把自己從敗軍之將變成台灣之神的主要原因之一。所以,他雖然在有生之日都是「活生生的時代錯誤」,但他依然是他個人政治遊戲的主宰和國民黨的「偉大舵手」。

寫到這裡,值得抄錄一段巴爾杜爾.馮.席拉赫(Baldur von Schirach)寫的希特勒禱文:

阿道爾夫.希特勒啊,我們信奉祢。沒有祢,我們便孤苦無助。這個民族是祢賜予的。祢還賜給我們青春時期的寶貴經驗和同志關係。祢把工作、植物和責任託付給我們。祢把祢的名字(希特勒)賜給我們,這個德意志有史以來最可愛的名字。我們提到這個名字時,必恭必敬;我們緊記這個名字,鞠躬盡瘁。阿爾道夫.希特勒,偉大的領袖和旗手,請信任我們。青年即祢,祢即青年。祢和千千萬萬的青年人永不分離。

這篇禱文熱情洋溢,非常有名。另一段也值得注意:

以前,我們習慣這樣說:這是對的,或是錯誤的。今天,我們應該問:「領袖」(Fuehrer)怎麼說?這種對「領袖」及其本人的態度是範疇命令語句(categorical imperative),德意志人民的生活必需與他一致。我們擔負著無可推諉的義務,必須把阿道夫.希特勒親自簽署的法律當作民族精神的聖典。希特勒的權威是神賜予的。所以,祂是神定的俗世德意志正義(German Right)的戰士。

瞞天大謊的分析

卡爾‧波博爾(Karl Popper)有名句曰:「大人物可能犯大錯誤。」我認為,由遠古至現在,許多偉大的領宿也說過偉大的謊話。希特勒便曾率直地主張說謊話,並且要說瞞天「大謊」,不是「小謊」。

正像希特勒的瞞天「大謊」,蔣介石的應承「領導大家回大陸」也是偉大的藝術傑作。可是,如果不用測謊機,要在邏輯上論定「反攻大陸」這一此起彼伏的口號是瞞天大謊,並不容易。

一句謊話往往包合一個或多個假述詞,但把這一命題反過來說卻不必然真。一句謊話可能包含一組真假述詞。謊話的本質是說謊者為了自己的目的和利益,把語言聲訴(linguistic utterance)作精心羅織,使聽方(the receiver)懵然以為可靠。

按照這個定義,我們指蔣介石說謊與其說是邏輯上的斷言(a logical decision),不如說是推理的結論(a reasoned conclusion)。

(一)希特勒在慕尼黑條約會議中聲稱:「我對歐洲的領土要求,這是最後一次了。」後來他反覆重申,卻一次一次背信,從未停止過蠶食歐洲。同樣,蔣介石在五十年代初說什麼「五年反攻」,然後是「三年」,接著是「一年」;好了,到了六十年代,他又說:「即將反攻」。可是,事實證明它只是空話。

(二)一九八五年,蔣介石與杜勒斯(Allen Dulles)發表聯合聲明,說中華民國將不使用武力反攻大陸。但是,蔣介石事後並沒有把這當作一回事。

(三)蔣介石一夥曾經巧妙地利用美國某幾位口若懸河的政客關於中國問題的演說,以及美國長期以來支持蔣在聯合國的席位事實,塑造得到美國撐腰的印象,暗示美國將支持反攻大陸。

以上三項都使我們獲得一個結論:蔣反覆重申「反攻大陸」的政策是徹頭徹尾的謊話。

謊話當然是謊話,但這個謊話大得遠非在臺的大陸人士所能洞視。他們對他國邦事務和國際事務所知甚淺,發夢也不會想到最高領袖居然要處心積慮利用他們的希望和恐懼為自己和自己一夥人的私利撒下彌天大謊。蔣介石及其一夥講謊話時把握十足,充滿自信,而且開動一切宣傳機器,被傳統束縛慣了的大陸人士自然難以看清其假面目。即使發覺,也不知道如何是好。

《自由中國》半月刊是例外。它在一九五七年發表一系列文章質問「反攻」口號的真實性,後來被迫停刊,發行人雷震亦於一九六零年判處十年徒刑。可是迄今還沒有人敢指出:「皇帝身上是沒有衣服的」。

次級的極權主義

國民黨是近代中國歷史、社會、經濟及政治激烈轉變時的獨特產物,它採行的極權主義除了具備其他牌子的極權主義的共同品質(trait)之外,也擁有本身特有的品質。

有些人已經看出,臺灣國民黨政權並沒有把芸芸眾生都至於它的號令之下。事實上,大多數人在許多方面的日常生活都能隨心所欲,享受某些私人生活。在臺灣,要看什麼電影,無人干涉;與朋友搓麻將,警察也大不理會。

臺灣有很多私立學府和私人經營的電臺,也有幾張私人商賈出版的報紙,以及幾家私人投資銀行。部分遊客和本地人看到這些外表,每每以為臺灣相當自由啊。但是,看深一層,今日臺灣的冷酷實質便暴露無遺了。學校、電臺、報紙、銀行雖然不是官辦的,但並非任由私人隨意經營。若說臺灣今天沒有任何重要的私人機構能脫離國民黨的牢牢掌握,此話並不過分。

私立學校在經濟意義上是最「私」的,但在教育意義上則不是。即是校方行政也不能擺脫政府控制。學校的教育方法不能標奇立異,課本採取統一供應,課程由教育部規定,教師不能過問教育政策,教師純粹依據國民黨的政策制訂人的指示授課。國民黨把教育當作「國策」的工具而非目的本身。在這一點上,它做得十分成功。

表面看來,私營報紙擁有出版自由。實際上,它們受到國民黨嚴密監視。在非政治範圍內是「自由」的。一旦涉及政治,則非盲從黨的路線不可。從政治觀點來看,各報基本上是《中央日報》(臺灣的《真理報》)的翻版。私營報紙與《中央日報》不同的地方只是與政治無關的新聞與廣告而已。電台和電視的情況也差不多。

中國傳統的生活方式是公私不分。國民黨現在也拿公私不分充作控制手段。它的策略是:首先把「公」打進「私」,然後奪權,最後達到控制的目的。臺灣社會每個角落都有這種情形,包括公立醫院與佛教機構。私營銀行和大型私人企業差不多都被逼接受官家股份,這些企業的命運於是就得看中央財經機關的臉色了。

所以,我認為臺灣國民黨是打著自由民主幌子的次級極權主義政權(a substratal totalitarian regime)。

臺灣官僚的形成

經歷過一九四七年大屠殺的折磨(譯者按:這是指當年的臺灣左派暴動)、政治動盪的麻痺、臺灣海峽戰事的驚嚇、道德傳統的淪喪;人民日夜戒懼,人與人之間的相互懷疑,於是對公共事務的漠不關心。臺灣這樣的社會肯定要原子化(atomized)的。跟著,一般人的個性都變了殘廢,人格腐爛。所以,他們大多數人不能信守生物層(biological level)以上的任何原則也就不值得驚奇了。有人說過,台灣人民對同胞處於水深火熱的關懷比不上東歐人民。現在,臺灣這個舊式社會(a traditional society)除了當道的政治權威之外便沒有任何公認的權威,除了崇拜國民黨為達到政治目的而散播的含混透頂的文化至上主義(culturism)之外便沒有任何正統。依附著氏族統治(clan rule)的穩定的個人關係雖然仍舊存在,但已不再像從前那樣穩定了。這種關係在農村還是可以看到的,然而,原來的那種穩定的個人關係模式正隨著時遷世異而減弱,並且正在逐步與其他關係模式混合。這些被政治動力和經濟起飛激化的社會變遷使絕大多數人的認同不是阻延了(in a moratorium)就是成為真空狀態。

 四十多年來,蔣介石時刻拼命塑造一種特殊人格。這種人格禁閉在官僚制度中,剝奪個性和人類尊嚴,而官僚制度是生存的唯一保障。這種人沒有道德觀念和獨立判斷,一味懂得聽從「偉大舵手」的命令,至少在執行職務上是這樣。蔣介石挑選爪牙時,盲從和無條件效忠是首要條件。所以,他面對著大陸人民怨聲載道而默然無知,以致終於失勢,這是主要原因之一,但他今天在台灣真的塑造出適合自己需要的官僚來了。這種官僚的個性和人格被剝奪殆盡,只剩下一堆行屍走肉,任由權威頤指氣使。

赫拉克利圖斯(Heraclitus of Ephesus)說過:「戰爭乃芸芸眾生之父、芸芸眾生之王。」他又認為:「鬥爭與緊張乃存在之基本要素。」我不覺得戰爭能夠創造出許多好事,反之,它是許多壞事的根源。現代的極權統治往往與危急手牽手,而戰爭就是危機之父。在戰爭和危機中,人和社會的變質顯然要避免也避免不來的。

政體離不開宣傳

眾所週知,一切極權政體都要費盡腦筋搞宣傳。民主政體也有宣傳,但民主國邦的宣傳不是國有化的,同時亦接近國邦的實質。可是,極權政體的宣傳完全國有化。一律集中吹噓那個政體的意理和制度的優越性。

自從柏拉圖的《理想國》以至湯瑪斯‧摩爾的《烏托邦》面世後,很多像像力豐富的人都生活在用語言描繪成的世界裡。至低限度由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以來,很多真正的信仰者(true believers)都曾經瘋狂渴求一個用符號描繪成的世界。現在,為了商業上的目的及其他目的,運用符號和其他工具出賣人民,已達到登峰造極。在地球上的某些地方,符號也被巧妙地用做控制人民的有效工具。

極權政體的統治集團除了投資大量金錢發展「宣傳工業」之外,還把宣傳機器與強制機器緊密結合起來,務求宣傳機器發揮得淋漓盡致。若果說教(indoctrination)和說服(mass persuasion)失敗,那麼便動用殺手鐧,把所有在自己權力範圍內而又不遵循黨的路線的人壓下來。

卡西里尼(C.W. Cassinelli)對極權宣傳的目的說的很清楚:

中蘇共都非常重視各階層人民的宣傳。宣傳是根據主義的前提(至少部分主義的前提)加以精心設計,使人人都信奉主義。

極權獨裁政體把自己的欽定意理或「黨意」奉為圭臬,每一個在它統治下的人都要衷心擁護。作為最高政治領袖和得道高僧的獨裁者則把欽定的意理當作不可挑剔的正統。把正統加諸極權統治下的人民在某個程度上相當於中國歷代清除「異端邪說」的政策。

國民黨在台灣的宣傳就是這樣。但國民黨為了達到各種目的,還落力在外國(尤其是美國)搞宣傳。目的之一是洗刷他們統治大陸的骯髒活動。為此,他們大呼大喊,把自己在大陸喪師的原因栽在共黨的同路人頭上,這些同路人有一部分是真正的自由人。顯而易見,國民黨確定自己的官方意理時,在態度上不及中共那麼咄咄逼人和狂熱。國民黨很少仔海外大力宣傳它的官方意理。即使是握在它掌心中的臺灣,國民黨把自己的光方意理加諸人民肩膀上也不如中共在大陸那樣窮兇極惡,勢不罷休。

國共兩黨宣傳的異同

在教育方面,國民黨把自己的黨義列為必修科,但不需要認真攻讀。灌輸教條只是用作國民黨權力和聲威的標幟,所以在社會方面漠視國民黨的官方意理也不致惹禍,但在公開集會場合卻不能公開反對它的意理和基本政策。這不是說國民黨真的全心全意相信自己的官方意理。反之,國民黨員和老百姓一樣,對官方的意理完全不感興趣。但意理是國民黨抓緊權力和威信不考缺少的根據,因此萬分重要。於是,向國民黨的官方意理挑釁自然蘊含著向它的權力和威信挑釁,必須加以殘酷施壓。事實上,「三民主義」既沒有鼓舞一般人的熱情,也沒有激發反抗浪潮。人民乾脆不睬它。

國民黨並沒有打算把國邦的各種機關(包括警察機關翰司法機關)遍設各地,這一點與中共有所不同,國民黨只用向「偉大舵手」負責,又自以為勝過「共匪」、深得民心,對自己的所作所為就不大用心分辨。它做什麼都揚言「一切為了反攻大陸」,而「反攻大陸」是不容置疑的。所以國民黨在臺灣的宣傳集中吹噓「偉大領袖」的地位,肯定「反攻」的必要性,此外都是次要的。

根據卡西里尼的研究,共產政權的宣傳離不開以下三種:首先是馬列主義,其次是強調共產主義的優越性,其三是對該政權的內政外交加以詮釋和製造理由。卡希里尼又說:中共喜歡把國邦的各種機關(包括警察機關和司法機關)遍設每個角落。

國民黨政權和共產政權在宣傳方面的確有異有同。

國民黨集中宣傳浮誇的主意和諾言,例如「反攻大陸」之類的「國策」,說來確鑿無疑,簡直碰不得,其實空洞無物。政府既然把人當作「人畜」(波爾波的用詞),也就認為無必要花時間向人民解釋執行各種命令(特別是涉及苛捐雜稅的問題)的理由。開會時,權威人物的一喜一怒便足夠給各種命令蓋印,並正式通過由政府做妥的各項決議案。政府方面如有不滿,另外再吵。人民只有服從國民黨的命令。

國、共兩黨在自己的空洞口號之下,都信奉槍桿子出政權,而有了政權便有了一切。他們還進一步假定「權勢即正義」。他們都認為某些傳統哲學家的所謂「客觀真理」是荒謬的。如果世間確有哲學家們宣揚的真理,那麼真理也只是為階級或政權的利益服務的工具。總之,共產黨和國民黨都鄙視理性,崇拜權力。

臺灣人的恐懼和焦慮

在臺灣,差不多每個對目前的政治情勢稍有一點知覺的人對島上無所不在恐慌(bugaboo)都有一種近乎非本能的反應。這種反應是裝在人體裡的自動警鐘,阻止全體人民幹出對國民黨不利的事情,即使是口頭上說說亦不例外。由於誰也不能肯定國民黨怎麼運用權力,法律又多如牛毛,能分清所謂「有利」和「不利」的人也只有極少數,所以絕大多數人自然寧願在紅燈前站定不動了。

利用這種不確定感、含糊其事和隱晦不明的態度的統治技術是鞏固和擴大國民黨權力的重要因素。關於那些技術,臺灣內外都有人作過十分清楚的分析。

加強不確定感的心裡因素是恐懼和焦慮。一般來說,生活在極權警察控制下的人民會產生雙重的恐懼。他們一方面懼怕圍攻弱者的真正的敵人或虛構的敵人,諸如「英帝國主義」和「資本家」;或與這二者合作搞陰謀的人,諸如猶太人。他們另方面又懼怕當權的統治者。

在國民黨統治下的人民並無例外。他們雖然無法直接知道「共匪」是什麼,但統治者有系統地教他們懼怕「共匪」。他們必須對「共匪」又怕又恨,否則就被疑為同路人或共特。在國民黨一口炮製的氛圍中,臺灣人民至低限度必須對國民黨有關中共的宣傳保持緘默,即使他們不相信國民黨的宣傳。無論如何,臺灣土生人士對共產黨的恐懼都是間接的,因為他們從未跟共黨直接打過交道。但他們直接知道國民黨的話並不如它的功業那麼可信。他們自從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以來所切身體會到的恐懼,是對於那一幫專門與可怕的「共匪」鬥個你死我活的人產生的恐懼。

這種雙重恐懼是國民黨在臺灣建立目前的統治權的心裡工具。但這不是說今天的臺灣好像俄國十月革命初期或三十年代初期史達林暴政下那麼恐怖。只要放眼一看,你便會覺得一般的臺灣人都沒有憂鬱或沮喪,至少不及恐懼那麼厲害。休息了二十年,多多少少都使他們回復正常。但這不是意味著全部臺灣土生人士真的默從現政權。若認識深些,就會發覺他們內心事實上是侷促不安的。跟你談觀光、生意、電影等等,他們總口若懸河,滔滔不絕。可是,話題一旦扯到現實的政治方面,他們必定一律閉口不言,或顧左右而言他。如果說國民黨在臺灣有什麼實質建樹的話,這一點就是了。既然如此,在一九四七年之後當然便不需要進行大規模的清算。這亦使臺灣內部的政治實質奄奄一息,了無生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