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輔仁大學 許鈺琦

當鼠疫悄然來到一個完全現代化的城市，過去被潛藏於文明社會的重要議題也慢慢浮現，從因為現代化而沒時間思考，到個人與集體社會之間的反身性，再到急難底下加劇的不平等，甚至是社會與科學之間的關係。這周，陳恒安老師帶領我們進入文本，一同探討當疾病作為邊界條件出現於一個看似穩定的社會時，個人的心理狀態乃至整體社會的變化與應對方式，再以此與現在所處的新冠疫情相互比對，讓我們從寓言中重新回顧與審視我們的疫情生活。

在進入文本前，恒安老師先向我們介紹歷史意識與歷史文化的思考模式。老師表示，歷史意識是指看待歷史時會有歷史性與社會性兩個部份的思考，歷史性旨在人們意識到時間、真實性與歷史變遷；社會性則是意識到認同、價值、政治、經濟與倫理等層面。至於歷史文化，則是人們在社會長期生活而逐漸形成的文化觀，而新世代會藉由教育與社會化等方式將此內化至人格中，再以歷史意識思考歷史。換言之，歷史意識和歷史文化兩者便是一個無限循環而相互建構的關係，老師進一步指出，我們須以回針縫的方式思考歷史，如此我們才能指向更好的未來。此外，老師引用中研院王明珂老師的話闡述歷史建構論的主張，即「歷史的真相是在歷史的現實跟真實之間。」恒安老師將此解讀為，過去真正發生過的歷史事件是真實，如今社會之於歷史與社會的問題意識是現實，則在我們在兩者之間建構而掌握的歷史便稱之為真相。

而故事裡的奧蘭，是一個完全現代化與毫無疑慮的城市，所有的一切也是那麼閒適、無聊又自然，直到第一隻老鼠屍體出現在主角李厄醫生的眼前時，事情似乎才有了變化，然當時他亦很快釋懷，接下來的日子，便從社區談論老鼠，到晚報大肆報導，再到市政府派遣滅鼠隊，最後在短短不到十日的時間，政府即收集且焚化了6231隻老鼠，至此，數據化的呈現，便賦予市民每日所見景象清楚的意義，即過去認為抽象的事物竟開始影響著你我的生死。於此，恒安老師以卡繆描寫奧蘭現代化生活，為我們介紹現代化之於存在主義的影響，即當一個社會過度現代化時，則會習慣於現有的生活狀態，於此人們更難以反思，而即便試圖改變現有狀態，也會感到無所適從。然卻猶如沙特強調存在主義的主張，即人的孤獨，以及被棄置，被拋下的狀態。當我們感受到孤獨時，意識超出存在而感受到自由的開始。而恒安老師表示，這樣的許諾需要堅強的精神，如此才能尋求且突破存在的邊界。

再回到故事情節，當人們開始意識到事情不對勁時，疫情早已朝著更加嚴峻的狀態發展，當報導出現8000隻老鼠的數字，再加上門房的死亡便將市民的焦慮不安往上推到了恐慌的層次，人們除開始戒慎恐懼外，亦開始反思疫情所帶來的威脅。至此，恒安老師為我們做了一個註解，即愛是有差等的，當親眼見識死亡，死亡便有了重量，此時人們會開始設想，如果今天因疫病而死的是自己或是家人時，則會如何？於此，生死這件事就不再只是屍軀數量的區別，死亡開始改變了人們對於生活與未來的想像。

緊接著，恒安老師則以社會的角度來談論疫病。疫災固然是歷史上常有之事，然當它真的發生時，卻又往往是難以置信的，人們會認為這場惡夢很快就會過去，故還是自以為自由的正常生活，然人們並沒有意識到只要有疫災，人就不可能獲得自由。最後，隨著疫情不斷蔓延，社會開始意識到疫情並不如他們想像的如此樂觀，就連李厄醫生也開始承認自己的害怕。人們亦開始理解自己的處境在疫病的威脅下是毫無商量餘地，即人人皆有可能染疫而喪生。可值得注意的是，恒安老師指出，雖然病毒對人類一視同仁，但在急難中，我們卻可看見乃至於放大社會潛藏的不平等現象，像是特權人士可買通城門警衛而向外地傳遞訊息，以及當貧苦力量壓過恐懼時，窮人則會選擇高風險高報酬的商業活動，如：殯葬業等。

另，恒安老師表示，我們在閱讀文本時，應將其視為一種描述性倫理，以讀者自身的立場看鼠疫發生時，市民會如何與他者互動，進而判定角色的定位，於此，身為作者的卡謬亦有屬於自己的立場設定，然無論如何我們都不該以規範性倫理【1】來閱讀這則故事。恒安老師指出，卡繆是以人物對話提供內容，讓讀者進行倫理判斷，換言之，卡繆旨在讓讀者對人物進行對比與互動，而非針對觀點本身進行對比。值得注意的是，老師亦提醒我們在閱讀文本時，須注意卡繆是以三種脈絡書寫，敘事者，即李厄醫生的脈絡、對象，即其他角色的脈絡，以及各種媒介表達與再現的脈絡，像是媒體、報章雜誌、政府公文等，而若再加上讀者們自己的脈絡，則會有無限多種對於文本的理解與詮釋。

至於在醫療與科學層面上，恒安老師表示，當我們以醫學專業背景理解醫生角色時，不要忘記在這個社會角色之下，醫生也是平凡人，亦會對疫病感到畏懼，其除須擔憂自己染疫風險，也須承受疫情初期時自己面對生命逝去而毫無挽回能力的無力感，以及無助市民對自己的高度期待。另，文本亦提及，在疫情嚴峻的社會，無論多麼小的消息都會造成社會巨大的恐慌，在假消息的傳遞下，除市民無所適從外，也增加了醫生診療過程的困難度。

再來是疾病的確定對於醫學、社會與國家機器的影響。對醫生而言，疾病名稱的確立需奠基於證據與驗證，且因其會影響醫療行為的流程，故是一個不容差錯的過程，因此他們在會議上對於「瘟疫」一詞的使用十分小心謹慎，而對政府而言，更是如此。然對於社會大眾而言，重要的並非所謂的科學事實，而是之後的行動，因此他們要求的是政府與醫界給予一個概括的論述。

此時，李厄也開始意識到，疾病叫甚麼名稱根本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它將帶走半數市民的生命。而恒安老師則將此情節與我們的疫情生活相互連結，老師表示，我們常常會以專業進行區分，像是「這是科學問題，所以要交由科學處理。」然在文本中，我們卻明顯感受到事情並非如此簡單，如同文本所說「由於瘟疫變成了某些人的職責，也才顯露出它真正的本質：這是眾人之事。」換言之，在疫情蔓延至最後，就不再是某些專業的責任，你我都將是構成疫情發展與消弭的核心關鍵，疫情即是社會。

故事至此，奧蘭政府決定封城。而這對奧蘭市民影響甚鉅，不論是對於時空與感官的體驗，抑或者是個人心裡變化上的轉變，在卡繆細膩的筆觸下皆顯得如此鮮明。一方面，長時間的共同生活或痛苦的激情，在城市中變成了某種公式化的交流，人們只能在孤獨與絕望中不斷重複：我很好、想你、愛你。另一方面，長時間的警戒，人們對於疫情的麻痺似乎也讓人們變得愈發冷漠與硬心腸，瘟疫變得與抽象一樣單調，而若想與之抗衡，我們就必須和它有點類似。

最後，當科學也無法解決問題時，宗教信仰在這裡就扮演著擁有重大意義的角色。虔誠的禱告是市民除了遵守政府擬訂的防疫措施之外，唯一能做的事情，也是用以慰藉這場荒謬瘟疫的方式，至此，虔誠的禱告竟荒謬地與市民疫情前做生意、上咖啡廳聊天的場景成了強烈的對比。

【１】卡繆無意針對行為之對錯下判斷，亦無意在此事件中提供一個自己認為最為理想的倫理準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