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光人文書院

作者：劉佳昊（英國卡地夫大學政治與國際關系博士）

在上一篇文章，我針對歐洲人權理念的發展和歐洲過去的殖民事業對北非和中東地區的影響，作了概略的描述與討論，並藉此說明了，為何當前的歐盟各國，相較於世界上的其他國家，對北非及中東難民的艱困處境，負有更為沈重的道德責任。只是，我們若從當前歐盟各國的因應措施來看，實際肩負起這個道德責任的歐洲政府，寥寥無幾。

針對歐洲人權實踐所遭遇到的種種困境，我們或可透過無數張令人心碎的難民照片，訴諸人們的同情心、形成公眾輿論，來向歐盟各國施壓，但如此辦法終究不是長久之計。濫用同情心的結果，可能導致民眾對眾多宗教的、政治的、社會的、經濟的複雜因素與問題之忽視，反而在歐洲民眾和尋求庇護的難民之間，埋下激烈衝突的種子。

在此，本文及接下來的另一篇文章，便將就這些導致歐盟各國政府裹足不前的複雜因素，擇要概述之，以進一步針對「難道歐盟各國家政府必須為了收容難民，不惜犧牲本國人民的權益與福祉，才可稱得上是信守了過去一直主張的普世人權理念？」這個問題進行省思。在本篇文章，我首先將討論的課題，是關於歐洲民眾和難民之間的身分認同與宗教信仰的差異。從這點差異出發，我們將看到普世人權理念，在實踐上所遭遇到的另一個問題。

一、基督教王國與伊斯蘭帝國

當西羅馬帝國於西元476年，在內亂外患交相侵襲之下覆滅時，統一西歐地區人民的凝聚力量，不再是世俗帝國的權威，而是基督教徒的信仰。此後千餘年，基督教雖歷經多次改革與分裂，而產生了各種不同的派別，整體而言，西歐各國的社會文化與政治組織，仍可以「基督教王國」（Christendom）一詞概括之。在整個基督教世界發展、蛻變的千年歷史中，西歐各國總不斷地以神之名，向外地征戰。地中海沿岸的北非和西亞等鄰近區域，便一直是西歐諸國攻掠的對象，而基督教也就隨著這些征戰過程，向外傳播。

不過，當伊斯蘭教隨著突厥人於11世紀的崛起，而從中亞向東亞、西亞、北非、歐洲等地散布傳播後，這些地區的宗教文化也隨之變得更為複雜多樣。另一方面，塞爾柱土耳其人、鄂圖曼土耳其人的擴張，不僅將耶路撒冷城置於伊斯蘭文化的影響之下，並向伊比利半島、義大利半島進軍，最終更導致了東歐拜占庭帝國於西元1453年滅亡，震驚了整個基督教世界。此時，對歐洲各國來說，突厥人與土耳其人所建立的伊斯蘭帝國，即是野蠻與邪惡的象徵，而與良善的基督教文明相對。

然而，當18、19世紀歐洲各國在北非與中東拓展其殖民事業時，鄂圖曼土耳其人創建的伊斯蘭帝國便漸顯疲暮之態。其後，在英國、法國與俄國的合縱連橫下，土耳其帝國最終於兩次世界大戰後，分裂為現今的敘利亞、黎巴嫩等阿拉伯國家。歐洲國家和伊斯蘭帝國的宗教與政治對抗，遂步入尾聲。只是，歐洲民眾和北非與中東地區的民眾之間，因長久以來的政治對抗關係與宗教文化的差異，互有嫌隙。而這樣的情形，在晚近歐盟國家出現禁止伊斯蘭婦女在公開場所圍戴面紗（hijab）的政策趨勢中，則可再見其端倪。

二、宗教認同與政治認同

西元2003年，德國憲法法庭就1998年一名伊斯蘭女教師在課堂上圍戴頭巾而遭停職一案進行裁決，表明該名女教師可繼續圍戴頭巾，惟憲法法庭留下一個但書，即各州有權自行決定是否要禁止老師在校園內佩帶頭巾。此後，德國16州裡有8個州推動禁止伊斯蘭女教師在校園內圍戴頭巾的法令。另一方面，於2008年至2011年間，土耳其、丹麥、比利時、荷蘭與法國等國家，也一一立法禁止伊斯蘭婦女在公開場所穿戴罩袍（burka）和面紗。

對於此針對伊斯蘭婦女的宗教自由進行干涉的立法趨勢，歐盟各國政府所訴諸的正當理由，是所謂的世俗主義（secularism）；即個人的宗教信仰不應涉入公共領域，而須確保國家和社會的宗教中立立場。只是，正如同世俗主義、宗教寬容、信仰自由等觀念，是歐州民眾所共享的社會價值與文化，穿戴罩袍與面紗，也是伊斯蘭婦女的生活方式；差別僅在於，伊斯蘭婦女的這種生活方式並不是歐盟各國政府與歐洲民眾所熟悉的。

但歐洲民眾和伊斯蘭教徒之間，因不同的政治和宗教發展背景，所形成的不同社會文化與生活方式，則成為了區分我族和他族、激化社會對立的主要原因之一。

對於試圖藉世俗主義，來合理化自身立法干預伊斯蘭婦女宗教自由的歐盟各國政府來說，他們便想要將這個複雜的價值與文化課題，化約為政治認同的選擇。正因為世俗主義、政教分離是歐洲民眾所共同接受與認同的社會價值，因此，從他國移民歐洲或是想要尋求庇護的人們，若無法認同這項價值，他們便被視為難以融入歐洲社會，無法和歐洲民眾「生活在一起」。只是，從這個觀點出發，宗教信仰和社會文化之間的差異，即被政治身分的認同問題所取代。

三、歐洲人權實踐的關鍵問題：你／妳是否是「歐洲人」？

從上述的簡短討論，我們可以發現，存在於歐洲民眾和北非及中東難民之間的差異，除了歷久以來的宗教文化與社會價值之不同外，政治身分的認同也是橫亙於兩方之間的巨大鴻溝。而這種種宗教文化與政治上的歧異，便足以成為歐盟各國政府拒絕同意難民的庇護申請，不願為保障其基本人權提供協助的託辭。

從這一點來說，影響歐盟各國決定是否要具體落實普世人權的理念、提供基本人權保障的關鍵，便在於他們所要保障的對象，是否被各國認定為「歐洲人」。以歐洲價值為擋箭牌，歐盟各國政府遂將普世人權的實踐課題，轉換為身分認同和宗教文化的區辨問題，畫出了一條我族和他族的界限。而基本人權的普世價值，也就被高漲的民族情緒和排外主義所遮蓋，一再地為歐盟各國政府所漠視。

誠然，上所述及的伊斯蘭婦女和伊斯蘭教徒與難民的立場是不同的，即前述提及的伊斯蘭婦女和教徒，在法律上皆已屬歐洲公民，而非前往歐洲尋求政治庇護者。換言之，儘管這些伊斯蘭婦女和教徒，在宗教上與文化上蒙受他人的歧視，但至少仍受歐盟各國的法律保護，而在這些法律架構內，擁有基本的人權保障。相對於此，北非和中東難民則是政治孤兒，除了仰賴世界各國的人道救援外，沒有穩定的、值得信賴的國家體制與法律架構，可以為他們的基本人權提供保障。

四、難民人生的悲傷與苦痛

2015年，從北非和中東地區向歐洲尋求庇護的難民數量已達到132萬，加上尚處於歐洲邊境的難民，總人數超過180萬。另一方面，歐洲境內獲取公民身分的伊斯蘭教徒，總人數超過4,400萬人，約占歐洲總人口6%。

然而，難民和歐洲伊斯蘭教徒之間，除了是否具有公民身分的差異外，更重要的不同在於，難民是被迫前往歐洲尋求庇護，而不是因為他們喜歡向歐洲移民。誠然，許多生活在歐洲國家內的伊斯蘭教徒，他們的祖先也是為躲避戰禍而逃至歐洲，但對於難民來說，除了長久以來的文化、宗教與政治差異，顛沛流離的亡命經驗所造成的心理陰影，也確實會對他們當前的歐洲生活帶來影響。只是，北非和中東難民的慘痛經歷，則又反過來成為歐洲民眾指責他們為威脅歐洲社會安寧的潛在分子之口實。對於這一點，我將於下篇文章裡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