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輔仁大學社會系 朱悅嫺

從這一週開始，由東海大學社會系鄭志成老師為大家帶來Habermas(1967)《論社會科學的邏輯(On the logic of the social sciences.)》[1]的導讀。從作為一名人文學科的學生到作為一名社會系老師，我們該怎麼理解社會學科學如何可能呢？而社會科學本身具有的獨立性為何？這樣的獨立性又是如何使其有別於其他自然科學？

這一週的進度圍繞在《論社會科學的邏輯》的第一章。此章的重點，Habermas分別梳理了19世紀與當代各別對「人文學科」與「自然學科」二元性的討論，並在當中提出自己的分析與批判，為自己欲將提出的理論建立起出發點。

關於「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在方法論上的討論，Habermas認為兩者的關係，從19世紀中的新康德主義所區別開的兩種政營、彼此不可化約的狀態，開始轉向同一體系中發展程度上的差異。現代中，社會科學在某一程度下受到了自然科學的支配，諸如心理學、政治學、社會學等等學科，也開始吸納自然科學的方法進行應用。然而Habermas認為人文學科具有其獨立性，例如社會學中的行動考察上，在方法論中便無法化約為「單純可觀察行為」或「目的理性的行動」，它必須置入整個「行動理論結構的功能架構」下才得實現。由此，Habermas從二元學科在方法學理論的爬梳中，整理出二元學科的發展歷程。

首先Habermas從19th中新康德主義的兩派代表Heinrich Rickert(1863-1936)的與Ernst Cassirer(1874-1945)談論，這兩人皆為解決康德在自然科學和精神哲學的區分下所造成之狀況，即是將精神視為事實本身去分析所造成的問題。Rickert從「事實」的分析出發，他指出兩學科皆作為經驗性學科的意義，是在皆將事實理解為「異質斷裂[2]」之情況才得以可能。並由以上觀點對「超驗反映論[3]」與「內在反映論[4]」進行批判，他認為前者的事實與超驗世界的關係無法連結，而由此言之的超驗世界根本無法被證實。後者的知識則建立在事實本身的直接給予上，然而這樣我們便無法解釋經驗事實本身具有的多元性。因此在Rickert對事實的理解下，他透過將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共同至於一「異質斷裂」的地位上，並進一步將自然科學歸於法則性的特徵，而把人文科學歸於對對象如其所是、個別的描述。而人文科學中的異質斷裂又該如何擷取？則可以由下述Weber的價值關聯去談論。另一方面，Cassirer則從「符號形式」的分析出發，他描繪出一符號形式的語言系統，以神話(Mythos)為中心向四周延伸，其中包括語言(Sprache)、宗教(Religion)、知識(Erkenntnis)、技術(Technik)等等內容。從這一系統中Cassirer欲強調的是，符號系統具有其特殊性地位，它甚至包括自然學科所使用的符號在內。反過來說，因果規律在經驗上獨立的有效性宣稱便由此取消了，自然科學的有效原則必須符合於符號系統具有的超驗意義下才能成立。

由上述這兩位新康德主義者的論述，Habermas進一步提出Max Weber(1864-1920)在社會科學上的方法論，將上述兩者從解釋性說明/法則說明之區分，探討同納入人文科學的可能性。其受到Rickert的價值哲學影響，而因此從價值關聯的問題出發。Weber認為文化人作為意義的賦予者，當他在面對諸多可能的綿延「經驗事實」時，會將其分割、取捨，使它成為文化人可理解的事實，即是價值關聯的「第一層建構」。而文化人基於對事實的理解上，他進一步的行動則造就了第二層「文化事實」。再者，當研究者擷取這一文化事實時，他的理解過程也根據自身而有所成立，因此事實在研究者中構成了價值關聯的「第二層建構」。由對行動者與事實之間的相互關係來看，我們便能從中發現事實的雙重性意義，它一方面涉及作為主觀意象的意思(meaning)，一方面則涉及客觀化的意義(significance)理解。因此，人文科學有別於自然科學的獨特處，在於人文科學必須將這樣的「雙重建構過程」納入其中。社會行動作為被研究的對象，其具有的意向性行動包括了雙重意義，而人文科學則要在對價值關聯的二度建構中去把握。基於Weber理解的社會行動雙重意義中，他認為社會科學在方法上，實際上同時包含著解釋性理解與法則性（手段與目的）關係。

由從19世紀的二元科學爭論中，Habermas透過Weber的社會學方法論，以此調和新康德主義中，法則性作為自然科學的方法論、個別解釋性說明作為社會科學的方法論之區分。而進入到當代對社會科學的討論中，Habermas進一步從當代現象中，談論社會科學的去歷史危機與因果說明。

在其當代社會中，自然科學逐漸呈現出一種宰制社會科學的狀態，而在工業社會中的社會科學則產生了一種去歷史的危機。在主張上，Joachim Ritter(1903-1974)強調工業社會脈絡中，個人在其中受到自然基礎的技術性控制，使主體無法以精神去宣稱自己。另一方面Helmut Schelshy(1912-1984)也提出人們在方法論上，逐漸排除了其與歷史的關係。兩人皆在面對工業社會的情況下，強調社會的技術性取向與歷史在其中的被排除。但Habermas批評這兩人仍皆停留在研究層面上，而忽略了歷史反省的範疇，而無法將其思想導向具體的實踐行動。而Ernst Topitsh(1919-2003)則將二元科學的對立狀態視為意識形態之間的關係，並加以批判，Habermas則反駁這種以意識形態對心靈的批判得不到任何結論。

延續著歷史發展，Habermas在現代學者在對二元科學的分析上進行探討，他認為後續學者皆延續了在新康德主義的區分上，只是在發展與態度上有一些變化。他提及了三位科學哲學學者Karl R. Popper(1902-1994)、Carl Hempel(1905-1997)與Ernst Nagel(1901-1985)的理論，以說明三人皆將二元科學在因果說明/歷史說明的架構下說明之。例如Nagel假設了歷史說明有一特定通則存在，這種特定通則不包含關於普遍定律的假設，因此特定的行為只能透過或然性說明之（例如：機率）。而不僅是上述三位學者，分析哲學學者William Dray(1921-2009)也延續這二元區分，將自然從因果說明，以自然關係邏輯(Why)來表達；人文科學則從意向性說明，以社會科學行動邏輯(How)表達。而另一位分析哲學學者Arthur Danto(1924-2013)，他則在此基礎上，發展出演繹式說明和故事體說明，並以演繹式說明試圖反對故事體的說明。Habermas批評將分析哲學的方法帶入詮釋學的領域，會導致了新的扭曲。

最後，Habermas再一次對人文科學發展的看法進行總結：第一為實證主義，主張定律假設，試圖在普遍通則下把握個體的脈絡、網絡。第二為社會學的歷史，它允許社會事件在歷史進程的規範中被說明，但是試圖建立起社會行動的一般理論。第三則是折衷取徑，認為社會學不能被單一的客體領域掠奪，但也試圖使理論能作為一般化出現。

總結以上的要旨：人文科學的發展若從19世紀的區分來看，以Rickert的價值哲學與Cassirer的符號形式理論進行說明。而在Weber的觀點下，他從Rickert的理論中開展出了文化科學與自然科學之間的立場。而在此打下的二元奠基，從原有的一種互不化約、對立的狀態，發展到Habermas年代後，在Ritter與Schelshy的理論中呈現出一種去歷史化的危機狀態，而Topitsh甚至將社會科學視為一意識形態。最後進入到科學哲學、分析哲學的領域後，各自學者有對二元論述的各自有些不同意與讓步，但其二元總體架構仍有延續。

附錄〈CH1-自然與人文科學的二元論〉之學者與其二元主張簡介：

年代學者自然科學人文科學
19世紀新康德主義西南學派
Heinrich Rickert		法則性特徵個別描述
19世紀新康德主義西南學派
Heinrich Rickert		同作為經驗性學科同作為經驗性學科
19世紀新康德主義馬堡學派
Ernst Cassirer		其中一種符號形式強調其超驗意義，並剔除期「科學」特性。
是符號形式的最高範疇。
19世紀新康德主義馬堡學派
Ernst Cassirer		人文學科高於自然學科
19世紀社會學Max Weber包含法則性說明與解釋性說明
20世紀工業社會中的反思Joachim Ritter技術性宰制去歷史化危機出現
20世紀工業社會中的反思Helmut Schelshy技術性宰制去歷史化危機出現
20世紀工業社會中的反思Ernst Topitsh二元學科的對立二元學科的對立
20世紀科學哲學Karl R. Popper因果說明Ex.或然性說明的發展
20世紀科學哲學Carl Hempel因果說明Ex.或然性說明的發展
20世紀科學哲學Ernst Nagel因果說明Ex.或然性說明的發展
20世紀分析哲學William Dray因果說明意向性說明
20世紀分析哲學轉藝術哲學Arthur Danto發展出演繹式說明發展出故事體說明
製表｜輔仁大學社會系朱悅嫺

[1] 讀書會所參照的書為：哈伯馬斯 (1991). 論社會科學的邏輯, 結構群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2] Rickert將事實從質/量進行區分：「異質連續」是真實存在(感官世界)，但無法理解。「同質連續」與「同質斷裂」是理性可理解，例如數學。「異質斷裂」則是經驗科學的真實對象，理性可理解。

[3] 想像/概念作為反映與摹本，其真實根據於超驗世界。例如Plato的eidos世界。

[4] 想像/概念作為反映與摹本，其真實根據於事實本身。